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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让思想被听见，让价值被传递。潮新闻推出《声动》栏目，聚焦社会各界名家大咖、领军人物的声音，为时代留声。
今天为您带来助理研究员、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在《人物》2026“女性力量盛典”上的演讲，80岁的她，用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故事，聚焦女性的野心这个主题，讲述了人生中那些关于渴望、挣扎与勇气的瞬间。
让思想被听见，让价值被传递。潮新闻推出《声动》栏目，聚焦社会各界名家大咖、领军人物的声音，为时代留声。
今天为您带来助理研究员、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在《人物》2026“女性力量盛典”上的演讲，80岁的她，用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故事，聚焦女性的野心这个主题，讲述了人生中那些关于渴望、挣扎与勇气的瞬间。
图源：“人物”微博
展开剩余81%80岁，我说出自己的野心与不甘
张赞英
朋友们，下午好。我叫张赞英，今年80岁。
很多人认识我，是通过《十三邀》。但第一次向公众说出心里话，是在四年前。人物杂志的记者安小庆采访我的老伴曾孝廉，后来他说想单独和我聊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通了三个小时的电话。文章发出来后，有一条评论被很多人点赞：“张赞英的人生同样值得这样一篇长文。”
我说过一句话：“没有来生。有来生的话，我一定走自己的路。”很多年轻观众看了节目，哀我不幸，怒我不争。我自己也反思：我的野心去了哪里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可能要从很早很早说起。
一、离家
我在北京长大，我的父亲少年时从山东来北京摆过地摊，自学外语，后来当了经理，他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人，对我影响很深。我家兄弟姐妹七个，孩子多、生活压力大，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我，带着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在印刷厂做童工，结算工钱时，我能得到四五毛钱一天，妹妹更少。我不服气，找到主管人员要求给妹妹加五分钱，理由是我们干的是流水作业，时间、数量、速度完全和大人一样，但是我没有成功。
1959年，我14岁，考入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部国防文工团学员队。我对父亲讲我想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，父亲很伤心，说按理家庭的事，不需要你操心，但家里孩子多、负担重，才上初二你就要离家。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要走下去，做出成绩，做不出成绩就不要回家。接着举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例子，父亲说的这些话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
二、扎根
我就这样离开了北方的家，一个人去了云南，在文工团待了不到一年，因为身体原因，1960年我调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播音员。三年后，我又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在动荡的年代中，我和曾孝廉走到了一起，组建了家庭。
我没有学历，只能做一些最底层的园林工，每天从事的工作就是挖地、挑土、拉车、挑粪、施肥、浇水，慢慢地我练出来了，做得很好。当时的所长，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，对全所职工进行教育，提倡科研工作要“安钻泥呆”，指的是安心工作，你才有可能深度钻研，以致达到入迷发呆的程度，不受干扰，专心致志。他说得很深刻，我很受鼓舞。
我开始做与茶花育种相关的工作，为了找野生茶花，我和老师同事一起去过四川、贵州、湖南、广西、云南的深山，一天走十到十二个小时的路，全是人烟稀少的地方。最怕的不是累，是迷路、人身安全，还有蛇、蚂蝗，还有蚊虫叮咬。1966年，我出差腾冲嫁接红花油茶，被毒蛇咬了，胳膊全肿了，全是青紫色淤血，经当地公社卫生所全力救治，半个月后终于消肿，捡回一条命。
还有一次在广西十万大山寻找金花茶，走的鞋里全是血水，脚在血水里打滑，蚂蝗什么时候进到我鞋里边、进了多少、什么时候出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当时我和另一位茶花专家两个女生，留宿在深山老林的简陋棚子里，提心吊胆到天亮。
三、争取
很多朋友气我胸无大志、不求上进、自甘回归家庭的小圈子，其实有过几次机会，我努力过，也争取过。
一次是所里有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，我争取到了其中一个，当时儿子七岁了，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1976年我来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学习，毕业后老师希望我留校工作，但是想到家人、想到原单位送我来带薪学习，我最终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：返回了昆明。这个决定很艰难，我觉得我愧对我的老师，遗憾的感觉一直都有。
1987年我被公派去日本东京学习，那一年我儿子高考，但是我还是去了。在日本，我接触到先进的研究手段及比较高端的设备，时间紧迫，夜里我舍不得住宿舍，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了教研室里。但是回国后，受限于没有中级以上职称，我无法申报科研项目，没有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，我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课题，直到退休我的职称停在助理研究员，我的事业总是差一点。
四、家庭
昆明植物所是科研单位，以科研人员为主，技术人员是为科研服务的，我的老伴曾孝廉早已把这份分工视为职业操守，从始至终。
退休以后，我的老伴查出肺部有一个约三公分大的恶性肿瘤，要到北京做手术，我们买好机票，在家里收拾行李，所里年轻同志陪着一位研究员到我家，进门后第一句话就说“我有一篇论文要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，少一张滇池龙脑的图，你给我画一幅吧”，《自然》杂志是比较重要的学术杂志，老伴答应了下来，也不说病情。
到北京后看病非常不顺利，边跑医院边做检查，边准备画画的材料，确定住院手术日子后，赶紧把图画好寄出，老伴说“手术有风险，术后不知还能不能工作，一定要在术前完成”。
而我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，主要是为家庭服务的，老伴儿的画图工作虽然是科研的辅助工作，都是国家级的大项目，比如做了几十年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云南植物志》、五二三任务等。
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工作任务比我的大、比我的更重要，我首先保证他的工作，他也很自律，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，没有休息日，就连走路，手都在比比划划，不是碰到柱子电线杆上，就是碰着停着的车上，不注意脚下，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摔了六次跤。
他是真的按老所长的教导做到了“安钻泥呆”，更是因为“安钻泥呆”，他在一个打配合的岗位上做到了称职的水平。
1995年中国科学院破例下文：没有大学文凭的高中毕业生，有突出成绩者有百分之三的名额可以晋升高级职称。老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绘图员，没可能评得上，他不想报名，我不同意，我去人事处据理力争，所里的科研人员也鼓励他不能放弃，结果出乎他的预料，居然评上了正高职，这是中国科学院多年来第一次有绘图员获得这个认定。
五、不甘与释然
这一辈子我有一些遗憾和不甘心，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努力、有没有争取？我觉得我是尽了全力的，但是没有达到我预想的结果。
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工作，有了工作，你才有生存立足社会的根本，我一生没有奢求，只想有生之年好好工作，我的努力付出，绝对不比别人少。
除了本职工作，我还帮中国香港和泰国两个独资花卉企业组建了实验室，并培养了技术人员。
现在我和老伴走在路上，很多人也认出我了，他们很多人看见我就激动的流泪，很多人送我礼物，还想拥抱一下，我说“看到我就想到他们的母亲、奶奶、外婆，还有人说我很勇敢、很真实”。
我一生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，不是忙工作学习，就是忙家庭，太累的时候我也会发火，我也会生气，平静下来，老伴会说“我亏欠你太多了，这辈子也还不清”。他说“人都不会完美，无不经历酸甜苦辣，尝尽人生百味，甜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，苦的时候我们一起扛”，这话我能认同。
想想也是，我这辈子不仅忙碌，病痛也不少，大大小小做了手术十次之多，包括切了一叶肺，腰椎打了钢钉，双膝置换了人工关节配资实力股票配资门户，腕骨骨折，毒蛇咬伤等等。除了蛇咬是在野外，每次发病都是老伴放下工作，全程陪同，共同度过难关，同样，他每次大病，我也是全程陪护。我们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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